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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展馆设计|革命文物内涵的认识发展
            发布时间:2022-06-09 16:52:13 发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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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文物内涵的认识发展

            基于新中国文物法规文本演变的视角研究


            作者:朱宇华 乜小珂  徐睦


            摘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大的文物法规的制定与修订和最新一次公布的《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分别是1961年《文物保护暂行条例》、1982年第一部《文物保护法》、2002年大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以及2020年新公示的《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此期间《文物保护法》还经历了若干次的小修订。


            回顾我国文物法规的演变历程,革命文物始终是这几次文物法规演变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2020年最新公示的文物法征求意见稿中,把革命文物作为国家保护的一种特殊文物类型单独列出,更加凸显了保护革命文物在我国文物事业发展中曲折起伏,经久不息的生命力。


            本文通过法律文本中对于革命文物的内涵表述的变化,结合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揭示我国革命文物内涵的发展演变。


            引 言


            2020年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除了条文总数从80条扩展到107条之外,在第二条“保护对象”中单独列出了“革命文物”这一文物类型①。同年中央批准国家文物局成立革命文物司,全国13个省随后相继成立革命文物处,全面指导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通过一系列法令文件把“革命文物”的对象内容、保护意义,甚至陆续出台具体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革命文物的重要性。


            “革命文物”是新中国成立后确定的一个专门术语。但是它的概念早在1931年中央苏区政府文件中就已经出现,并于1937年毛泽东朱德在延安联合签发《征集红军历史资料的通知》等一系列相关电令中,其内涵不断延伸和扩大[1]。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文物法规的重大修订过程,从国家法令文本的视角对新中国“革命文物”定义与内涵演变进行探讨。


            战争时期革命文物的特点概述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接受苏联“共产国际”的指导开始了中国的革命运动。在文化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受到了苏联“革命纪念碑”模式的影响。这种模式最基本特征是通过设立历史纪念碑(馆),收集革命烈士物品来陈列展示,以建立可持续的革命文化传统。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赣南地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中明确规定:“上交死亡战士的遗物,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以纪念”。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第一个国家革命博物馆,向各根据地发出《征集革命纪念物品和胜利品的通令》。[2]


            1936年为编写《红军长征记》,毛泽东亲自起草并和总政治部负责人杨尚昆联名的形式,发出了一封致各部队首长的电报和一封致参加长征同志的信件,广泛寻求长征史料[3]。1937年在建军十周年之际,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联名签发《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4],要求在全党全军征集“各种纪念品,以纪念十年奋斗的红军”。1946年,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筹建革命历史博物馆[5],通令各界搜集“革命历史文物”。


            这一时期的革命文物主要内容是烈士遗物、手稿信件、报刊、标语、旗帜等馆藏类文物,大部分都是为配合各边区的革命博物(陈列)馆、纪念馆而征集的。这种在战争时期形成的“设立陈列(纪念)馆+ 征集革命遗物”的保护形式,成为我国保护革命文物的重要传统和基本特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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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战争时期“革命文物”的发展(制图:乜小珂)


            新中国成立早期革命文物认识与发展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0年3月,党中央即决定筹建中央革命博物馆,随即向全国发布了《征集革命文物令》,全面征集革命文物。这种保护工作模式与1931年赣南中央苏区如出一辙。当然,这也是“革命文物”作为专门用语第一次出现在国家法令中。


            《征集革命文物令》中明确了革命文物的时间范围是“以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远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及同时期”,并举例说明了属于“革命文物”的具体内容,包括报章、杂志、宣言、标语、文告、兵器、旗帜以及烈士遗物,还有“反革命文献和实物”等[6]


            1953年,随着基本建设的恢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该法令不仅明确了保护革命文物的责任主体为各级人民政府,而且革命文物范畴依据实际工作情况进行了扩展。不再局限于馆藏类文物,指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保护革命建筑、革命纪念物,乃至古遗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动文物类型,为推动我国革命文物内涵扩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明确“一切已知的革命遗迹、古代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碑碣,如果同生产建设没有妨碍,就应该坚决保存”。在该项法令中,革命遗迹和古遗址、古建筑等一般历史文物同列,且放在首位。


            新中国初期这一系列政府法令的出台,不仅仅把革命文物的内涵从革命烈士遗物扩展到反革命罪证实物,从单一的馆藏类文物扩展到不可移动文物,而且明确提出了“革命建筑物、革命纪念物、革命遗迹”三种革命文物类型的概念,作为区别于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一般历史文物,排在文物保护工作的首位。


            这些新的认识与发展,为1961年第一部正式法律文件《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出台打下坚实基础(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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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新中国成立早期“革命文物”的发展(制图:乜小珂)


            新中国历次文物法规演变中革命文物的内涵发展


            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全文共18条,内容涉及文物范畴、文物所有权、文物分级和管理等方面。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法律文件。


            1982年我国正式颁布第一部《文物保护法》,全文共33条。该法在1991年、2002年、2007年、2013年、2015年、2017年进行过六次修订。其中以2002年的修改程度最大,全文从33条调整到80条,并一直沿用至今。


            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重视革命文物的保护工作。2020年,国家文物局对新的《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条文从80条扩展至107条,其中革命文物被单独一类列出。


            回顾我国历次文物法规的大修订,按时间节点可以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1961―1982);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末(1982―2002);21世纪初期(2002―2016);新时代的变化(2016―2021)四个历史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1961—1982年)


            1950年发布《征集革命文物令》之后,全国及各地关于革命文物的各类指示和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文物参考资料》先后刊发数十篇“革命文物”相关文章[7, 8]。革命文物成为新中国文博事业中最重要的工作内容。


            1.《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的革命文物内涵


            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总共18条。受苏联1948年《文物古迹保护条例》和1949年《属于国家保护下的建筑纪念物的统计、登记、维护和修理工作程序的规定》的影响,《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也采用分类法,明确指出受国家保护文物的具体范围:“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9]这是继1950年《征集革命文物令》中提出“革命文物”一词后,对革命文物内涵及具体范畴的一次明确表述。


            革命文物可以整体归纳为“革命有关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三类不可移动文物,以及“革命文献资料”一类馆藏类文物。与《条例》同时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类革命文物被概括为“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位列国家文物名单的首位类型。


            2.国家文物法规的初步系统化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就把文物工作直接纳入国家的政府职能,统一管理。完全摆脱了民国时期仅依靠民间学术机构来调查保护文物古迹的局限。这一方面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保护革命文物的重要传统,另一方面也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制度的影响。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的文物分类方式和战争时期采用举例方式不同,而借鉴了苏联1948年《文物古迹保护条例》中的文物分类方式,尤其在“历史古迹”一类中都表述为“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伟大的爱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有关,实物又都分为了建筑物和纪念物”等[10]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颁布不久,文化部又于1963年发布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和《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暂行管理办法》,1964年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


            从这些配套法规的命名可以看出,1963年文件中的“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和1964年文件中的“古遗址、古墓葬”在文物类型范围上合起来基本涵盖了1961年《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的不可移动文物类型。


            从1961年到1964年,“一条例、三办法”的制定,初步形成了我国以《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为核心的一整套文物法规体系(图3)。


            这一时期我们国家法律上对于“革命文物”的价值表述是“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而对于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和石窟寺等一般历史文物的价值表述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价值认识上是有所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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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革命文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制图:乜小珂)

            (二)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1982—2002年)


            1. 《文物保护法》中的革命文物内涵


            改革开放后我国文物事业重新启航。1982年第一部《文物保护法》正式颁布。该法的总体思路仍是延续了1961年《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内容,在原18条的基础上扩展至33条。从法律地位上,“革命文物”仍然是受国家保护的一种重要类型,与“一般历史文物(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有所区别。


            其中第一章(总则)的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受国家保护:(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另第二章(文物保护单位)的第七条:“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应当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11]


            很明显看出,1982年《文物保护法》中革命文物内涵与1961《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内容如出一辙,即革命文物分为不可移动类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和馆藏类的“革命文献资料”;革命文物与一般历史文物类型(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等)相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与1961年《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相比,1982年《文物保护法》仍有两个明显的变化:


            一是革命文物的价值表述除了延续“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之外,还增加了“具有教育意义”。这也与其“总则”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明确我国保护文物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总目标相呼应;


            二是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中“革命城市”的标准即第八条规定除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之外,还提出“具有革命意义的城市”新标准(图4)


            如果结合1982年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来看,延安、遵义就是符合“革命城市”的价值意义而入选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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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革命文物”在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发展(制图:乜小珂)

            2.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对革命文物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学起源于民国时期,到20世纪九十年代逐渐成熟。新中国成立后,近现代史学研究成果也对近现代文物概念的形成及认定标准产生巨大影响。在国家文物管理的实际工作中,体现为革命文物范畴和内涵的极大扩展,包括时间界定和内容扩展两个方面。


            在时间范围上,逐渐形成了以1840年为我国近代史起点的共识,并成为划定革命文物和近现代文物的时间起点。建国时《征集革命文物令》中规定“五四运动以来…,远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及同时期的其它革命”。


            即革命文物起始的时间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主,可以上溯到1840年。到了1983年文化部文物局教育处编写的《文物博物馆专业基础课纲要》中将近代革命的时间划分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2],即1840年至1978年。


            1988年跃森的《革命文物涵义》中将革命文物的时间范围普遍定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间”[2]


            这种探讨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期,革命文物的时间范畴基本以中国近代史所确定的时间,即从1840年开始一直延续新中国成立逐渐成为共识,这个时间范围基本上成为当时中国革命文物认定的时间范围(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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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革命文物”时间范畴的演变(制图:乜小珂)

            在内容范围方面,1987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中首次出现将“近现代文物”和“革命文物”分别表述,但没有说明彼此的区别;跃森在《革命文物涵义》(1988年)一文中提出了“革命文物是否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物”等问题[2];1989年中宣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座谈会上提出:“革命文物是指1840年以来历次革命斗争的遗址、纪念性实物和遗物,是全部历史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建丽认为,中国“近现代文物”指的是1840年以来至今所有的史料文物,不仅包括这段时间内的革命文物,也包括经济、文化、军事、政治、生产生活等发生在近现代历史中存在的一切实物[13]


            因此,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对革命文物的认识逐渐纳入到中国近代史学(历史学)范畴,革命文物作为近现代文物的组成部分成为普遍认识。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革命文物范畴在近现代史学范畴中的极大扩展。1993年《中国文物地图集编制细则》中明确以历史时间为标尺,把不可移动文物分为7大类22小类,其中“革命文物”属于E类“近现代重要史迹”。
            1996年在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对于文物分类的名称和顺序发生了重大改变,原排在首位的“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的分类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新类别“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采用“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的分类一直延续至2019年最新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体系中。],放在公布名单的第五类。从此,革命文物被纳入到“近现代重要史迹”类型中(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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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革命文物”内容范畴的发展变化(制图:乜小珂)

            (三)21世纪初期(2002—2016)


            1. 融入国际遗产保护体系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不久,我国于1985年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1987年我国第一批6处文物古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随后以《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西方国际遗产保护的大量理论文件被引入到国内,这对于一直立足本国、参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新中国文物保护传统产生了深刻影响。


            文物古迹作为全人类共同文明见证的普世性价值逐渐被推崇,而文物的民族性和文化地域性被相对淡化。革命文物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突出的一种表述方式不再被强调,而更多地扩展成“近现代史迹”的整体表述中。


            2000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全面吸收了以欧美为主的西方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理念,以《威尼斯宪章》精神为参照,在中国文物法律的框架下,把国际原则与中国保护实践的传统相结合。《准则》全文中不再出现“革命”字眼,将我国文物古迹范畴涵盖为“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近现代史迹及纪念建筑”六大类,革命文物可以理解为隶属于“近现代史迹及纪念建筑”类别。


            此外《准则》将“曾经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地”的保护单独列出,也可以认为是包括了革命遗址或革命纪念地的内涵。


            2000年以后,我国文物领域迅速融入以欧美为主的国际遗产保护体系。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苏州召开,文物古迹作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普世价值观念在全国迅速普及开来。


            2.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大修订


            2002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文物保护法》(2002修订)。此次修订是自1982年《文物保护法》颁布20年来最大程度的一次修订,条文总数从33条增加至80条。


            这一方面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文物工作和国际交流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也为步入21世纪的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确定新的指导和法律依据。


            对比1982版《文物保护法》,2002年大修订对于“革命文物”的内涵和要求进行了明显淡化。


            例如,第一章总则第二条(定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文物受国家保护:(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14]


            将1982年文物法中“(革命)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统一修改为“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将原(四)中的“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改为“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将原第七条文物分级中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统一修改为2002版第三条“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


            可以看出,在第(二)款文物定义方面除了保留“革命运动有关”这一条背景表述外,其他三条涉及“革命”概念的表述都予以取消。从革命文物传统的分类名称方面,“革命遗址、革命建筑物、纪念建筑物、革命文献资料”等名称均从法律文件中删除。


            可以说,2002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在革命文物内涵的认识上,一方面吸收借鉴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的认识成果,从单纯的“革命文物保护”扩大到对“近现代史迹”全面保护,保护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申报世界遗产,我国文物保护行业不断融入西方国际遗产保护体系,从“文物保护”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遗产保护”[15]。(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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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革命文物”在21世纪初期的发展(制图:乜小珂)

            继2002年大修订后,《文物保护法》又分别在2007、2013、2015、2017年进行过四次小修正,其中并没有新增或调整任何“革命文物”的内容。“革命文物”作为专有名词,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法律层面上基本上处于消失隐匿状态,也鲜见于政府各项法令中。


            但在实际文物工作中,革命文物作为“近现代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的重要组成,在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2006年)、第七批(2013年)和第八批(2019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依然不断列入名录并得到持续保护(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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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近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革命文物”与近现代重要史迹类别数量对比(制图:乜小珂)

            (四)新时代的变化(2016—2020年)


            1. 革命文物:中国改革道路实践的历史见证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设计进入冲刺阶段的目标。同年,国务院发布《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党中央又一次提出推进赣南原中央苏区等革命旧址的保护利用,时隔短短三年,党中央再次提出对原中央苏区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具有明确的指示意义。


            2016年是纪念建党95周年暨长征胜利80周年,3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要求“注重革命文物的维修保护,注重保护修复馆藏革命文物”[16]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6月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要求“夯实革命文物工作基础、切实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充分发挥革命文物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教育工作”,强调“革命文物是我国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是弘扬革命传统、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17]


            2016年国家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国家开始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弘扬传统文化,强调对五四以来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实践已经焕发出强大生机,并提出了坚定四个自信的论断;革命文物作为我国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重要见证,其保护工作再次被强调。保护革命文物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


            2. 革命文物的新定义:2020年《文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意见》提出新时代下革命文物保护的一些新的基本认识[18];2019年1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导则(试行)》[19];3月国家文物局公布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第一批分县片区名单。9月国务院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革命文物总体数量增加近30%。


            在这一背景下,2020年国家文物局发布《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条文数量从80条扩展到107条,其中第二条“文物范畴”新增了“(三)与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有关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20]


            新的革命文物概念吸收了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中的新认识,即革命文物不仅仅是泛指1840年以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实证,而是更明确为“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个方面的历史实证。无论从对象范畴还是时间范畴都更加明确,在类型上革命文物与近现代文物同时并列(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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